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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七章 钱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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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五十七章 钱到哪里去了?

    赵兴思考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皇帝的话,他思考半天,缓缓的竖起一根手指,回答:“陛下,王荆公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天禧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治平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熙宁年间,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拿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荆公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陛下,光这两项就是2510贯,剩下的茶利、田税、市舶税、市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40万贯,而治平年间,朝廷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市易税再加上……

    这就是王荆公‘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荆公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陛下,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荆公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市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的刺激下,我们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反而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陛下能猜测出这是什么原因吗——后几样的税赋少了。是王安石变法让利给百姓了吗?没有——百姓交不上青苗钱,交不上免役钱,交不上保马钱,被蓄意赶出了家园,他们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为此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数百万,辗转乞讨。饿死于路者不计其数——那么,钱到哪里去了?”

    赵兴说完,转向曾布:“曾布大人,我地曾相,想当初王荆公变法时。你在场,你说说,钱到哪里去了?百姓的财产确实被剥夺了,但国库却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因为新法的实施,商税、市易税与田税合起来比往年还减少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钱,真真实实的铜钱,它不是个屁,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在空气中,这钱老百姓掏出来了,他们甚至将几十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掏出几十年的积蓄依旧不够偿付变法的成本。为此,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许多人为此背井离乡……但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

    变法、变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地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荆公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荆公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的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君实相公废除新法后。我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相公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的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我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地真实事实!”

    赵兴陡然发难,令曾布无言以对。

    是呀,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的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地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

    这个数据曾布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新党想解释,就揭开了他们地谎言。

    省略的事实不是事实!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地增加了几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我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地?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荆公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荆公本人。人都说王荆公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的概念却是一个省略的真相,因为王荆公的‘正直’不包含他的儿子王雱,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雱,借助父亲地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荆公真地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

    搁现在地话说,王雱就是一位太子党首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的“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宋代没有“太子党”这个说法,赵兴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词。但他的意思到了。

    韩忠彦听了赵兴的话,兴奋地浑身发抖,赵兴这番话等于揭开了王安石的伪君子面目,韩忠彦跺着脚赞赏:“奸臣,大奸臣!苏子由(苏辙)拿王安石类比王莽,不多不少,恰好合适。‘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臣弹劾曾布,此大奸同党,昔日一味讨好奸臣王安石,祸国殃民,不除之无以振社稷,不除之无以振民心。请官家圣裁。”

    曾布汗林雨下,无话可说。

    曾布读的圣贤书多,要是跟他拿圣贤书做道理进行辩论,曾布可以说的一套一套,令人哑口无言。但赵兴却是一个提倡“凡物都可度量”的人,他喜欢用数字说话,用数字对政策进行度量。在他的那一连串数据下,曾经地新党曾布无话可说。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否定这些数据,毕竟这些数据都是新党记录下来的。

    想当初,新党记录的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赵兴从田税入手,细细一分析,揭开了变法的真面目。

    但赵兴的话还没完,他接着说:“陛下刚才说要重新审视绍圣事迹——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家师(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地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荆公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荆公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的事实。

    因此,陛下若要重新考虑‘变法’,朝堂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必须存在反对派——陛下,王荆公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地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地一群党徒,我们靠什么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没有反对派,可能吗?”

    小皇帝脸色不好看,他刚提了一个话头,就被赵兴硬邦邦的顶回来了。

    这要搁明清时代,得胜回朝的将领敢如此顶撞皇帝,那就是跋扈,是“大不敬”,是抄家灭族地大罪,但这是宋代,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有意见,指着皇帝鼻子骂,甚至将吐沫喷到皇帝脸上,皇帝(仁宗)只能干咽气。

    小皇帝在那里暗自喘气,赵兴稍作停顿又说:“陛下,为君之道在于平衡——平衡各方面的声音,平衡各方面的权力。为此,‘独相’不可取,昔日王荆公如此,甚至要求陛下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

    今日陛下新皇登基,立刻赶走了独相七年的章惇,这是英明神武,是天助英才,臣为陛下贺……”

    赵兴边说边装模作样的拱手行大礼,诸位臣子随即马屁如潮,直夸奖小皇帝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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