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sp;  进行辩护时，他会聚精会神地观察陪审团。最有利的机会一直都是存在的。凭借卓越的远见和深厚的经验，律师能够读懂陪审员脸上的每一个表情的含义，依照这些含义得出结论。他的第一步要确定，陪审员中的哪些成员会赞同他的观点，他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赢得他们的支持，然后他就会将注意力转向那些看来还未拿定主意的人，努力弄明白他们为何对被告持敌对态度。这些就是他的工作中的精妙所在，因为要想控告一个人，除了正义感之外，还可以有千千万万的理由。

    这些简短的话语概述了辩护艺术的完整机制。我们可以理解，提前准备的演说为何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必须随时根据印象调整措辞。

    辩护人并不需要让陪审团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争取那些能够决定普遍意见的灵魂人物而已。就如同所有的群体一样，陪审团里面也有一小部分个人，扮演着其他人的引导者的角色。我在之前提到的那位律师说过：“通过经验，我发现一两个有势力的人物就足以让陪审团中其余的人都跟着他们走。”必须通过有技巧的暗示取得信任的就只有那么两三个人。首先，重中之重的是要先取悦他们。群体中成功博取其欢心的那个人，已经处在了即将被说服的情况之下，这时不管向他指出什么证据，他都会认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我从有关拉肖的报道中摘录一段反映上述观点的趣闻逸事：

    众所周知，拉肖在刑庭审判过程的所有演说之中，坚决不会让自己的视线离开两三个他知道或感受到既有影响力又非常固执的陪审员。通常他会把这些难以驾驭的陪审员争取过来。但是有一次在外省，他被迫同一个陪审员进行辩论，他花费了大半个小时，利用巧妙的论证，也无法有效地说服他。这个人是第七陪审员，第二排长椅上的第一个人。局面令人绝望。突然之间，在激情的辩护过程中，拉肖稍微停顿了一小会儿，他向法官说道：“尊敬的法官可不可以下达命令，将前面的窗帘放下来？第七陪审员已经被太阳光照得头晕眼花了。”那个陪审员脸红起来，他笑着致以谢意。他被争取到辩方的阵营中来。

    许多作家，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在最近展开了一场反对陪审团制度的强烈运动，面对一个不受到任何控制的团体犯下的错误，这种制度是能够让我们避免深受其害的唯一保护措施。有些作者提倡应该只从受到过正规教育的社会阶层中挑选陪审员，但是我们已经证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的判决也照样同回到当今的制度毫无差异。有一些作者以被陪审团承认的错误为依据，希望废除陪审团，用法官替代他们。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一厢情愿的改革者怎么忘记了，被指责为陪审团所犯下的错误，首先是由法官犯下的错误，当一个受到指控的罪犯来到一个陪审员的面前时，他就已经被许多地方官员、督察官、公诉人和初审法庭认定为有罪了。如果罪犯是被地方法官判决的而非陪审团，他会失去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首先，陪审团的错误总是地方官的错误。因此，当特别荒谬的司法错误出现时，只有地方官才会受到责骂，例如最近对Ｌ医生的指控就是如此。有个极其愚昧无知的督察官依照一名半痴呆的女孩的供述，对他提出了起诉。那个小女孩控告医生为了30法郎，非法地为她做手术。倘若不是因为惹恼了社会大众，让最高法院院长当即给他自由，那么他必定非常窘迫。这个被指控的人受到了自己同胞的尊敬和爱戴，这以错案的粗野性不证自明。就连地方官自身也承认这一错案。然而出于身份的考虑，他们竭尽所能去阻止签署赦免令。在所有相似的事件之中，陪审团在碰到无法理解的技术细节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留心倾听公共检察官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在揭示最错综复杂的境遇的方面训练有素的地方官员，已经调查了此类事件。那么，谁是错误的真正制造者？是陪审员还是地方官？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支持陪审团，因为它是唯一不能被任何个人所替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才能够调和法律的严酷性。这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条文，从原则上来讲，绝不会在意或是察觉特殊案例。法官都是毫无怜悯之心的，他们除了遵照法律条文之外，不会留意任何事情，拥有职业严谨性的法官会对以杀人罪受到指控的强盗，同因为贫困以及受到色诱者的抛弃，被逼无奈杀婴的可怜姑娘，实施同样的刑罚。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陪审团本能地感觉到被色诱的女孩犯下的罪行要远比色诱者轻得多，她理应得到法律的宽恕。

    在熟悉了身份团体的心理，以及其他群体的心理之后，对于一个受到错误指控的刑事案件来说，我绝不可能还认为，我不应该去找陪审团商议此事，而应该去找地方官。从前者那里我或许还有些许的机会让人们看到我的清白，而让后者承认错误的机会却微乎其微。群体的权力令人感到畏惧，然而，有些身份团体的权力更让人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