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铃木贞一毫不含糊地回答,“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作霖,只要能使日本帝国称雄大陆,我们都不惜一切坚决支持!”
会议最后,田中义一做出了总结性的发言,“综合诸君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本次会议将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将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国大陆分别对待,那里是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生命线。第二,大日本帝国在中国之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三,关于中国,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区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日侨安居的地方。第四,万一动乱波及东北,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外交协调;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当然,以上四条应当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予以实施的,就目前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来看,过早的介入东北只会令我国遭受沉重打击。”
会后田中义一于7月25日向天皇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也就是日本对华政策纲领《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这份奏折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第二,确定以中国和美国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第三,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伺机进入大陆。
第四,提出要尽力建立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实行经济和文化渗透政策。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
第五,改变京—大(东京到大阪铁路,为中日共同经营)铁路经营体制,欺骗世界舆论。京—大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京大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cao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京大之时,国际间每不满京大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京大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京大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京大铁道公司之势力……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明治天皇秘密签署了这份奏折,并根据田中义一内阁的请求,制定了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展之路。首先,秘密制造侵略理论和侵略政策。日本军部派出大批间谍和特务到中国搜集、刺探情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邻邦兵备略》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中国的国情及军备状况,指出“为对抗中国陆军,扩充军备乃当务之急”,并提出了对华作战方针和战略。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领袖铃木贞一提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二线说,将朝鲜和中国划在了利益线范围,宣称必须“防卫利益线”,即对中国和朝鲜发动战争。
其次,加紧战争体制的准备。对参谋本部进行了改革,实行军令和军政分离,使其成为直属于天皇的独立军令机关。这使军部在天皇制统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得到加强,为发动战争奠定了军事指挥基础。尔后又经过几次调整,又通过海军军令部,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完成了战争体制的准备。此外还将军队编制由守备性的镇台制改为野战性的师团制,使日本军队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再次,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力量。日本陆军加紧制订了“军备扩充计划”,改建完成了7个师团(6个野战师团,1个近卫师团),现役总兵力达123万人,加上预备役可达230万人。海军制订了“八年扩充计划”,针对中国最强大的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着重建造被称为的鹤舞级、大和级主力舰。海军的实力很快达到了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达10万多吨。
此外,在军费开支,武器装备,情报侦察等方面的军备都得到很大加强。
最后,为了争取西方列强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支持,日本外务省和军部派出了多股游说组,分赴世界各大强国进行游说,尤其是大力挑唆东方援助计划的收益国家,希望他们与日本一起摆脱中国的经济控制,以战争的方式来一致抵制中国,并且做出保证,一旦战争成功,不侵犯各国的在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