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脑梗了。
从省城回来的那天还好好的,怎么就脑梗了?
母亲今年已经87岁了。
每一次去见母亲,母亲总是提起过去了的往事:“大跃进那会儿,吃集体食堂。”母亲回忆道,“食堂的东西都是各家各户家里上交的。等到东西吃完了就解散了。回到家里,没有东西吃。一点点米熬稀饭,一个人一碗,还没有你的份。那时候你两岁。卫军四岁。我喝完了汤,留下米粒给你吃。你猜猜里面有多少米?”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只有六粒米。”
“分家的时候分到两斤米,十斤地瓜干。吃完了没东西吃了。就到地里摘地瓜秧吃。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
这样的故事曾卫国听过许多遍。但是不忍心打断她。
母亲很孤独,总是情不自禁地祥林嫂似的叙说自己的苦难故事。
母亲被安排在观察室。观察室有两张床。年纪四十多岁的女主任医师过来看了一下,问了一下发病情况。有什么病史?吃的什么药?护士给母亲上了心电监护、吸氧。挂上了疏通血管的药。
隔壁床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村来的老头,也是脑梗。半个脑组织已经坏死,神志有点狂躁。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男护工在照顾。
老头的儿子下午过来坐了一会,晚饭的时候就走了。
卫英买了一碗海鲜粥,母亲只吃了一点点。
晚上。曾卫国躺在躺椅上,守在母亲的床边。
夜里。隔壁床老头喉咙里发出痰液的“呼隆”声和心电监护器有节奏地“滴滴”声,像雨点似的敲打着曾卫国说神经。有那么一会,母亲架在手指头上的传感器掉了,心电监护器发出了“铛铛”的报警声,搞得曾卫国心烦意乱没有一点睡意。
天快亮的时候,曾卫国迷迷糊糊睡着了。打扫病房的男护工托地的发出的“踏踏”声把他吵醒了。
曾卫国看了一眼时间:六点半。看了母亲一眼。母亲很安静,呼吸很均匀。母亲一直说晚上整晚睡不着,看母亲睡眠还是不错的。
到七点多的时候。曾卫国把躺椅折叠起来。把被子塞到柜子里。去卫生间洗了脸。然后打热水给母亲擦脸、手。
护士拿着盘子走进来,在母亲手臂上抽了六、七管的血。
上午做颈部血管、心脏、肝胆脾、胆囊、下肢血管的b超。十点做二十小时动态心电图。
下午去做门诊预约好的核磁共振。
晚上搬到了普通病房。
卫民晚上陪母亲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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