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越“胆大”,此次先是借杨玄感之乱“讹诈”圣主和中枢,接着又与白发贼“联袂北上”,目标直指北疆,其野心之大,不言而喻。
圣主也罢,中枢重臣们也罢,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绝不会给齐王胡乱扣“帽子”,更不会把猜测之言公之于众,毕竟这牵扯到激烈的改革和保守之争,涉及到残酷的皇统之争,更是对圣主家事的干涉,稍有不慎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所以齐王是当前中土政局中最大的“禁忌”,谁也不会、不敢轻易碰触这个“禁忌”,以免伤及自身,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
大家都闭紧“嘴巴”,都顺势而为,都顺水推舟,那么齐王就必然要北上剿贼,如此齐王的目的就达到了,而这又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事。
齐王北上剿贼不过是其“据北疆而坐大”的开始。只要他进了北疆,性质就完全变了,剿贼就不是他的主要任务了,镇戍北疆才是他的最大使命,这是由齐王的特殊身份和当前紧张的南北关系所决定的,不以圣主和中枢的意志为转移。如此一来,事情就复杂了,齐王这股力量对北疆局势的影响太大,甚至可以控制北疆局势乃至南北关系的发展,继而直接影响到圣主和中枢的未来决策,这是圣主和中枢绝对不能接受之事。
棘手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前紧张的局势和人力物力财力上的窘境,导致圣主和中枢急切间难以用雷霆手段,干净利落一劳永逸地解决白发贼,而白发贼一旦赢得了“立足”时间,必然祸乱燕北,继而引发北疆危机,如此则东征肯定不能继续了。东征不能继续,恰恰是中枢主和派愿意看到的局面,北疆危机正好可以成为主和派阻止东征的最好理由。
为了继续东征,圣主和主战派无计可施,面对齐王和白发贼联手挖下的这个“坑”,只能忍气吞声跳下去,先利用齐王和白发贼来加强北疆镇戍力量,暂时稳住南北关系,以赢得继续东征的外部条件。如此齐王目的达到了,齐王在北疆“立足”了,齐王可以挟南北关系胁迫圣主和中枢,迫使他们做出更多的让步,继而给他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发展壮大。
当然,只要东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只要东都与西京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只要中土与西突厥的结盟取得实质性进展,圣主和中枢就能借助国内外局势的逐渐稳定,重建维权,巩固执政地位,迅速恢复国力,改善“大环境”,乐观估计的话,齐王这个“隐患”很快就不足为虑了。
这就是中枢重臣们集体沉默的原因所在。
在对外关系上,苏威、裴世矩和萧瑀都是“主和派”,他们不想继续东征的原因,就是担心北疆爆发危机,但现在即便不东征,北疆也有可能爆发危机,于是齐王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关键”是把“双刃剑”,齐王北上镇戍可以暂时稳定南北关系,却也可以帮助圣主和主战派创造继续东征的条件。
既不能阻止齐王?上镇戍,又难以阻止圣主与主和派继续东征,他们还能说什么?无话可说。
虞世基坚决支持圣主,裴蕴和赵才也都是积极主战,但齐王的目的性太明显,一旦尾大不掉就麻烦了,而更严重的是,如此一个绝妙布局,神不知鬼不觉就成功了,这是谁的大手笔?显然易见就是河北人,就是河北豪门世家。
为什么河北人要布下此局?目的又是什么?
看看今日中枢最高决策层的成员有哪些人就知道原因了。苏威、裴世矩、裴蕴和赵才都是关陇人,虞世基是江左人。另外圣主最为倚重的宇文氏也是关陇人,而来护儿则是江左人。还有圣主留下镇戍两京的民部尚书樊子盖,江左人;刑部尚书卫文升,河洛人,而河洛人也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由此可见,山东人距离中枢越来越远,尤其三大超级豪门所在的河北人,其没落之势不可遏止。
关陇人是本朝之根基,江左人得益于圣主的信任,而山东人两头不靠,众矢之的,饱受打击,这对以中土正朔自居的山东人来说乃奇耻大辱。
所以对于圣主和中枢来说,可怕的不是齐王,而是山东人,尤其做为山东贵族集团核心力量的河北人,其“一举一动”对中土政治格局和未来大势的走向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现在,河北人以齐王和白发贼为“一正一奇”之武器,以日益恶化的南北关系为目标,其目的何在,一目了然,那就是要挑起南北大战,借助大漠北虏的力量,给伤痕累累、元气大伤的圣主和中枢,以沉重一击,如此保守和改革必然大打出手,两京政局必然崩溃,国祚根基必然动摇,统一大业必然有分崩离析之危。
这就是河北人设此布局的终极目标,并且不加掩饰,明明白白告诉圣主、关陇人和江左人,你们欺人太甚,怨不得我们出手反击,大不了两败俱伤,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这是阳谋,但问题是,现在你如何破我的局?你能不能破我的局h你破不了我的局,你就要付出可怕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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