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之前，读书明志

藩读书如此用功，绝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对他而言读书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曾无情地鞭笞自己：“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想一个晚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没精打采的。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更何况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见。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一面，可以毫不掩饰地对待，反省也很彻底，现代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国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终有一日将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他也确实实现了心中理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要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古书所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继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另一方面又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曾国藩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不为个人荣辱得失，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一家之饥饱，而是为志为国为民。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装饰脸面之人，读书于他们不过是一纸文凭，一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是否有获得全不重要。

    为了这些俗物而去读书的人，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把报国立志与读书相结合的人才是有建树的人。

    曾国藩不是伟人，他只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且能志在于此行亦如此实属不易。反观现在，有志向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人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