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诸位长辈跟日本人周旋。对了,史队长往后在镇上的一切行动都代表了国民政府,还希望各位长辈通力协助。”又叮嘱,“切记,你们都是镇上的大户人家,日本人不会贸然与你们作对,有些场合,不要凭一时之气鲁莽行事,该委曲求全的时候千万别硬来。要知道,日本人乃虎狼之心,与其硬碰硬激怒他们,不如以曲线救国大业为重,稳住他们。”说着,语气一变,说,“镇上乡亲们的活计,就靠各位老大照应了。张某在此谢过。”说完,他的眼眶已经微微发红。
张区长这番话说得似乎合理,也挺感人,但是,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他代表的国民政府是在推卸责任,将原本应该是政府担当的保家卫国重任,推给了地方各大家族。
在张寿松情绪激昂说完这些话的当天下午,国民政府丁蜀区政机构便迁至了相对安全的双桥、西望圩一带。
不久,丁蜀镇、汤渡相继沦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镇上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求生存;而那个被张寿松委任为宜兴县常备第二中队队长的史耀民,则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公然投敌。
1942年春,在宜兴已经小有名气的史耀民,带着双桥人范纯,蠡墅人邵坤大,以及青帮的老大仇雷,来到了宜城伪政权办公地,拜访伪县长杨彦斌。
看门的守卫看清楚递过来的帖子,上面写着史耀民的名字。守卫知道这人,尽管此人不像杨彦斌那样位高权重,但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所以,不敢怠慢,立刻通报。
片刻之后,伪县长杨彦斌在办公室接见了四人。
进门,客套一番之后,几人落座。
杨彦斌用带着无锡口音的国语开门见山问史耀民的来意。
史耀民尽管为人精明,但办事倒也喜欢直来直去,他毫不避讳地说出此行的目的。他说:“在下是前来投靠杨县长的,还望您不嫌弃收下我们几个,我们定当效犬马之劳。”
杨彦斌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似笑非笑地说:“呵呵,投靠我可是要冒风险的哦。你就不怕百姓对你另眼相看。”言下之意,史耀明投靠了他,等于走了变节的路,背负“卖国”的骂名那是肯定的。
史耀民自然知道这个道理,但他心里有他的小九九。
他想,目前,他有国民政府委任的头衔,就算真的投敌变节了,往后追究下来,也可以用“曲线救国”的名义来开脱罪责。何况,现在只是来拜山头,还没走到变节这一步。
他站直了身子,对杨彦斌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老蒋的部队都跑得没影了,指着谁来救国?老百姓自己吗?简直是螳臂挡车。所以,史某认为,与其憋屈地活着,倒不如为杨爷效劳,谋个一官半职。杨爷,我们奔着您来的,至于旁的,我没考虑这么多。”
这番话说得杨彦斌满心欢喜,他拍了拍史耀明的肩膀,说了声,好。随即,喊来手下设了香案,以茶代酒,跟史耀明他们拜了把子。临别,史耀民还送了件古董瓷器给杨彦斌,说是孝敬他老人家的。这件古董瓷器,正是仇雷从莲子山玉女潭古墓里摸出来的。
其实,杨彦斌愿意与史耀民拜把子,有他的目,他知道史耀民手里有部分枪支和人马,并且,在丁蜀地面上又说得着话,如果,能利用史耀民的人际关系,为在丁蜀镇建立汪氏政权打开方便之门,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精明的杨彦斌不仅与史耀民拜了把子,做了对方的“老头子”,还委任史耀明为宜兴县第八区自卫团团长。
是年四月,史耀民与人称“二和尚”的周文斌周团副,以及范纯、邵坤大等十八人十八杆抢,进驻设立在蜀山南街潘宅里的伪第八区自卫团团部。
回过来说说仇雷,自从他伙同殷侉子从玉女潭古墓摸出东西后,生怕“乌老鸦(旧时老百姓对警察的称呼)”查出是他干的,会遭了牢狱之灾,他就将那些冥器藏了整整七年。后来,他找了个南方来的买主变卖了其中几件。
别看仇雷长得一副粗俗之相,可他心思倒也缜密,他寻思:老是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行当,总不是长久之事,因为,那种行当积怨太多,丢命的机会也多。如今,手里有了钱,应该能干些出人头地的“正经”生意。但到底要干什么,才不费力气又能挣到钱呢?
苦思冥想的仇雷在某天闲来无事时,去陶器买卖相对集中的蜀山南街闲逛,逛了一会,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哎,我怎么就没想到这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