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出政绩的问题,这两个地方做官只要安分守己,不贪不腐,政绩绝对是能拿到厚厚的一叠。问题是大明的官员,上任之后岂有不刮地皮的?青天高三尺,这话不是白说的。
在辽东搞贪腐,那基本跟找死没区别,老百姓手里有枪,不堪受辱打官员的黑枪,这种事情发生过几次之后,朝廷根本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下旨收缴枪支么?辽东军方要搭理你才行,朱由检在的时候都不碰这个问题,难道他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陈燮打下大员、南洋,朱由检都不提派官员的事情,所有地方官都是陈燮决定的。
登州那个地方,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地方士绅都经商,手里有的是钱,为了不被官府当肥猪来宰,民间士绅商人勾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地下的政府。有什么事情,大家凑一起商量解决,化解矛盾,一旦官府搜刮,联手抵抗。这还是陈燮调走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地方官员哪有这个胆子打刮地皮的主意。
再者登州是陈燮的发家地,任何一个官员到了那里,都会考虑这个问题。除非陈燮死了,不然换谁当皇帝,谁去做地方官,都奈何不得那些“不服王化”的刁民。
从崇祯到建新,这么些年,没少言官拿这个说话,但是陈燮巍然不动。很自然的就会影响到周边,就算陈燮的军事力量退出了山东,登州的地方联保体系还在,官府动粗的也占不到便宜,更不要说本乡本土的衙役,谁会给官老爷真的卖命?
张登高的举动和陈燮的态度,在座的诸位再看不出来的是谁,那就是真的傻了。
现场安静了下来,众人小心翼翼的尽量靠近一点,围着陈燮说起了话来。钱文达已经呆住了,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挡在后面,根本上不了前。
“报纸上说,有官员弹劾辽东、登州、大员、南洋等地不服王化,你们都有什么看法?”陈燮笑眯眯的问这些教员,这个事情很重要,他们要是“三观不正”(不符合陈燮的要求),教出来的学生将来就是陈燮的反对者。树立正确的三观,必须从小抓起啊。
这问题还真的没人敢胡乱回答,最后还是张登高壮胆道:“回东家老爷,小的以为,这些都是一派胡言。大明百姓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青天的身上,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说这种话的人,要是在登州城里,一准被人当街围殴打死。”
陈燮听了陡然把笑容收起来,意外的严肃道:“打死人是犯法的,这可不行啊。”突然严肃起来的陈燮,把大家都吓的脖子一缩,下意识的都往后稍稍退步。但闻陈燮又道:“不管任何人,说任何话,都是他的自由。咱不能不让人说话啊,就算这个人十恶不赦,也不能剥夺他说话的自由。如果他的说的话造成了对国家和他人的伤害,自然有国法自裁他。你们都是教员,将来要告诉你们的学生,要懂法,要守法,因为法律是一个国家秩序文明的最后保证。为什么说乱世人不如犬?就是因为秩序不再由法律来决定,而是操于强权者之手。一个人的性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最基本的权利被人随意剥夺,施暴者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原因,不就是因为法律失去了作用么?”
陈燮说的这些,在别的地方可以被判定为大逆不道了。大明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一个县令可以轻松的让普通小民家破人亡。就算你有冤屈,因为渠道不畅通,也无处伸冤。当然这个时代的整个世界差不多都这样,普通百姓接受教育的机会太少,朱元璋搞的一套制度,就是为了把百姓绑在土地上,绑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目的是方便管理。
有的学者认为,大明到了崇祯年,已经到了一个社会面临变革的关键阶段。如果没有满清的存在,可能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当然这是假设,假设历史毫无意义。后人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去假设历史,而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问题是,真正对历史有兴趣又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后人很少,就算吸取了教训,也很难摆脱自身利益和集团利益的束缚。所以,大明王朝跟之前的朝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兴替的轮回。
拥有一个现代人思维的陈燮,当然会认为法治才是国泰民安的基础。(未完待续请搜索,小说更好更新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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